日夜南流的萍水河上，双孔石墩的南门桥静立在儿时的记忆里。这具既无景观之美，又乏架设之妙的通道，历经风雨，随一弯清水承接着现代文明。撇开久远的掌故，只记得自懂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说明早将豆角、鸡蛋这类节余的农副产品拿去南门桥卖，某日生活日用缺少啥又说得上趟南门。这从未接触过的南门桥，似乎成了与贫民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必经之道。

　　从乡下到城里有一段很远的路程，没通公交车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洋洋自得骑自行车去，步行得赶早。鸡叫三遍，镰刀月还挂在天空，谁家的大木门就吱呀一声开了，多半是赶南门早市的勤快人。挑着自家节余下来的家禽小菜或自编的斗笠竹椅，希望去卖个好价钱。那时不知城里的模样，闹着要跟大人去见见世面。第二天被叫醒便擦着迷糊的眼睛上路了，三三两两同路的大人们说，过了南门桥就算进城了！我心里猜度着，那一定是个热闹的大世界。

　　天放亮了，南门桥涌来四面八方的人，有挑担的，有推车的，还夹杂着突突作响的拖拉机、丁零零的自行车一起掀开了桥下河面上一层层蒸腾的雾气。我既好奇又不敢松开大人的手，纵然心里对香酥的油饼、杂货摊上的小玩艺有许多奢望，在这嘈杂的人流中竟胆怯得前言不搭后语，稚气的瞳仁里，收容一张张疲惫得苦笑的脸。

　　从南门到东门，狭长的街道两边，两层的木瓦楼连接着，挨肩的一层都是敞开大门各忙各的生意，二楼大概是家住或仓库吧。那时的南货店、药店都是一字排开的木柜，透明玻璃的宝笼只有国营店才普遍，这些卖零散物品的柜台上方多是悬挂一个小方盒，内装一卷抽丝式的牛皮纸绳，零散的物品有扣着风纪扣或扎着辫子的营业员三下五除二用纸包好，然后随手将头上的纸绳打个十字结算是服务到家了，不像现在塑料袋“包罗万象”。

　　杂品店、陶瓷店、百货店、照相馆、理发店这些都是国营的，私营的要数九和里楼下五分钱一碗的甜酒店、杨胡子米面店。那年代在父辈眼里，南门街好比是北京的王府井。他们放下扁担，摘下草帽，在靠柜台的八仙桌边坐下来，叫上一碗一毛五分钱不用交粮票的肉丝米面，比孔乙己穿长衫走进“咸亨酒店”潇洒多了。要是时间允许，花三四毛钱去孔庙侧边的文化电影院看上场《刘三姐》之类的片子，那是惬意不过了。

　　那时斗私批修仍在继续，生产队里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在春耕双抢、秋收冬种农忙季节里，白天都一齐出工，谁也不敢缺勤从事小自由，一旦发现将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是损公肥私，那问题就牵涉到挖社会主义墙脚了。有一年双抢时节，一天晚上生产队长哨子阵阵，比鬼子进村时的紧急信号还严肃。他召开社员大会，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队长作了个开场白：“中山五队节约牯，农忙去担菜篮子，双手拿着秤杆子，一心眼望钞票子，他妈的走着歪路子。……”因当天不见他，这个等着要钱讨婆娘的年轻人去卖自种的蔬菜误了工，结果招来一场批判会。诸多过眼烟云的事情与南门桥串联着，站在桥头，朝河心投上一颗石子，顿觉当年那些往来于南门桥的青衣蓝布的跚跚背景跌碎在波纹里。

　　与南门桥相隔不远的香溪桥，何年坍塌没去考究，但老人们常提起它，述说当年桥下船舷相碰的繁华，煤炭或农贸物资自这条水路一直可到浏阳河。我想，至多也不过叶圣陶先生《粜米》一文中描述万盛米行河埠头那番衣衫褴缕者云集的景象。

　　夜幕下的南门桥已不再是菊豆灯光相怜，对于焕然一新的煤城而言，现在的南门桥只是万千大厦脚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耀眼的霓旺灯照彻着古韵的桥墩，新铺的路面抹去了驴车的履痕，唯有依伴河边残存的几处吊脚楼感叹着昔日的苍桑，把人们曾经的酸涩封存在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