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年关，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离春节尚远，家家户户的年货都已置办好了，物质丰富得令人羡慕。可往昔就不是今天的模样。

　　记得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开始，我们的春节基本上是在岗位上度过的，因为那个时节不时兴放假，抓革命促生产，年年如此，各个单位要保勤、保产、过革命化的春节。过春节单位里也会搞点荤菜，喝点白干，抽点烟，同事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几旬，说几句革命化的口号，就算过年了。三年自然灾害时，只有春节才能吃到肉、凭票证供应，每户一斤肉、两斤豆腐、三斤黄豆、半斤粉丝，再加二两食用油，就是春节特供物资了。

　　转眼到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情况稍有好转，还是需要凭票供应，只不过多了点木耳和豆笋。有条件的可以在偏远山区的农贸市场上偷偷摸摸买到肉、花生、豆子、鸡、鱼什么的，但价格特贵，比供应的要贵三倍。当时买只鸡等于春节加班三倍的工资。七十年代初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户养猪养鸡，不能多养，否则要批斗。也不能拿到农贸市场上公开出售，会有市管人员处罚，不是罚款就是没收充公。至于充公物资到哪里去了，无法知道。

　　并非有票证就能买到过节的物资，一般规定在两日内就要买完，否则过期作废。这两日总是在年前二十六、七两日，最迟在大年三十以前。为了在节前买到肉和豆腐，人们半夜就开始在柜台前排队，排两次队，一次是买肉，另一次是买豆腐。今天晚上开始排队买肉，明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买豆腐，两个晚上通宵不睡觉。那个年代连老革命过年待遇也好不了许多，无论有钱无钱，有职有权或平民百姓都一样，因此人们心里也格外平衡。我们单位分了肉，每家两斤，是托人从新余山里搞来的，听说可以换猪婆肉，1斤可以换2斤，单位又特地去换成了猪婆肉，令人惊奇的家家户户都要猪婆肉，究其原因，因为猪婆肉啃不动，可以慢慢嚼，尤其是招待亲朋好友，挟上一块猪婆肉就可以嚼半个小时，很有回味。

　　那时的屠夫最吃香了，比当时开汽车的司机还管用，开车的可以到处跑，四处购物，也算吃得开的了。他们找对象也特别好找，许多姑娘争相嫁屠夫或司机。我记得1972年春节，我跟一个县食品公司经理的儿子是朋友，他偷偷送给我3斤肉票，我当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肉我也舍不得吃，放上盐做成盐腌腊肉慢慢吃，这3斤肉足足吃了两个月，而且每次都是为了招待亲朋好友，平时是舍不得吃的。

　　因为物资紧张，我们都不时兴拜年，更不到别人家吃饭。有回，我去我师傅家过年，师傅娘将熏制的萍乡风味腊肉拿出来吃，我一口气吃了大半碗，一个人把人家全家人过年的肉吃了一半，弄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赶紧买两条香烟去赔礼。后来我去师傅家吃饭，师娘就在腊肉里多放盐，特咸，顶多只能吃上一块，就得放下筷子。年年春节要检修保产，我们都在矿井里加班。一直到1978年煤炭部开始提出来煤矿放假过春节，此后，除了加班检修的人以外都放假了，一般放三天假。

　　过年没地方走，不过是看一场露天电影或打一场篮球。到八十年代，逐渐有了电视机，可以看看电视。当时又不准搓麻将，只能打打扑克，打扑克不准赌钱，只是相互刮刮鼻子、逗逗乐而已，这就是革命化的春节。

　　我过了这革命化春节三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又过了二十来个春节，对比之下，令人感慨万分。如果说谁还会留恋过去，我就请他去过过那“革命化的春节”。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过那样的春节的。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生活也在不断提高，今天回忆往昔过春节很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