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好像我每月按时领取的薪酬，虽然微薄，却也在我的精打细算下，一天天丰富、充满了期盼。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在安源煤矿初下矿井的日子，我的脚步也就停留在了记忆之中。

　　1980年3月。我一头青丝，瘦瘦弱弱的成了一名矿工。那一年我17岁。第一次下井，是跟着一位姓李的中年师傅，一口上栗话，个头也就1.6米，看的出是性格内向的人。我们是开拓区，负责岩石掘进和巷道喷浆。李师傅安排我扛一个口径5公寸的喷浆机弯头，说是只要我扛到盘区巷道喷浆机旁就可以下班了。我喏喏点头，一脸感激。在迷宫一样的井巷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在爬完200多米的上山绞车道之后，我终于气喘吁吁地到达了工作地点。我气恼地想：这弯头怕是有20公斤重吧。解开衣服，肩膀上都磨破了皮，渗出的血瓢虫般饱满，麻辣辣的很刺激。我以为会有人来安慰我，抬头一看，师傅们却都忙着往喷浆机里倒水泥河沙去了。一霎那，整个巷道被极度“雾霾”了。

　　接下来，我为自己能够出早班窃喜。顺着水流的方向，逆风而行，就可以走出矿井了。195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父亲让我懂得了许多安全常识。比如“用木板密闭的是盲巷，不能随便拆除进入，里面有瓦斯”、“在当头作业或者休息时，要看看顶板是否有松动的岩石”等等。子承父业，父亲授业解惑，两代人对生命安全的敬畏感，是那个贫乏年代温暖疼痛的坚守。因此，直至离开井下一线掘进小工岗位，我也没有一次“三违”记录。千真万确，再叛逆的蜗牛，也无法抛弃背上的房子，而是一直拖到老。煤矿是矿工的粮仓。一代又一代矿工，必须在安全的庇佑下，才可能像鸟儿一样飞翔在蓝天，盘旋、兜圈子，把阳光的种子搅拌匀。这样地层下，看起来才会有好时光发芽。

　　我想，煤炭之手赶着我走进了矿井，这个制造七色之源的地层，是值得我肃穆、致敬的。挖煤的矿工，有着极丰富的表情，黑的脸庞白的牙齿是我看到的最画家的素描了。他们的一举一动，或弯腰攉煤，或仰头看着顶板，一排排悬（滑）移支架，林荫道般咧嘴大笑；矿灯闪闪，而且不停的在工作面释放能量，像是要让光把每块煤都照射透。

　　我念头一转，远古神话中的夸父，也是这个样子吗？

　　2010年，我有过一次赴北京采访百名优秀青年矿工的机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后，我同一位不知姓名的山西籍矿工聊起了彼此的感受，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从偏远山村来到矿山的农民工，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升旗仪式只在电视里看过，这次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是最值得他回家后向村里人炫耀的事情。他说现在只想努力工作，多赚一些钱，有机会带着父母妻儿一起来看看电视荧屏里的北京是什么样子。

　　早些年，我还陪同过新华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去回采工作面采访。“两镐一炮”的采煤工艺和“坑木支护”方式，让他恍若隔世。坑木不堪压力断裂的“吱吱”声与棚顶“沙沙”散落的煤块，让“水深火热”一词从他嘴中脱口而出，他的眼神是一览无余的惊悚。看得出，矿工们对不速之客的我们似乎并不在意。倾斜的工作面，三三两两的矿工正握着煤铲，先从煤堆边沿，从上往下把煤顺势推入溜槽内，再逐步由溜槽边向煤帮，沿底部往溜槽内攉煤。也许是“嘟嘟”的风镐声，让站在笨溜子槽内照相的记者受到了鼓舞，矿工在他的镜头里有了真实的细节、血性、硬度、思想。所以当电溜子启动，笨溜子槽内倾泄的煤流将他溜倒时，他爬起来说的一句话竟然是：矿工伟大，了不起！

　　记忆中，挖煤的岁月真是一本大书。无文字，但是有标点符号、有画面。我的儿子是肯定不会去认真阅读它了。当今的煤矿已经少有“矿三代”因为理想去挖煤，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去下矿井挖煤也是英雄之举。面对个人生命中的遭遇，该做便做，一样可以找到崇高的理由，起码繁衍生息不需要理由。因为矿工的胸襟、格局和态度，框定了他们在当代社会中所能谋求到的地位。

　　也许，认识一座矿山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它，而寻找矿山最好的方式是到自己的心里，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去无限接近它。

        现在太阳出来了，让我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