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许多煤矿工人投身革命，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他们发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横刀立马，征战南北，在推翻反动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作出了不朽贡献。其中，开国上将杨得志，就是从安源煤矿走出来的闪光人物。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1994年10月25日），原名杨敬堂，湖南醴陵县南阳桥三望冲人。其父是个铁匠，家里生计困顿，食不果腹，朝不保夕。他家有14个孩子，多数或因饥馑而饿死，或因病不医而夭折，最后只剩下他与一个哥哥和姐姐。

    杨得志从小跟着父亲学打铁，以补家计。但破屋偏遭连阴雨，在他11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去世，于是父亲忍痛把他送到离家十几里外的地主家里当牛倌，为地主放牛。他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委屈与欺凌。在他13岁那年，日子更加难熬。当时他姐夫正在安源煤矿当矿工。为了不被饿死，并减轻家里负担，父亲又做出了无奈的决定：让杨得志与他19岁的哥哥杨海堂，投奔在安源煤矿工作的姐夫，下窑挖煤。临别时，父亲一再嘱咐两个孩子：“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

    萍乡离醴陵100多里，中间隔几座大山和几条河。哥俩从没出过远门，两地虽通火车、汽车，但他们没钱买车票，只好背着行囊与干粮，跋山涉水，晓行夜宿，走了几天，终于到达安源煤矿找到了姐夫。

    然而，在矿上找工作并不容易。姐夫把哥俩领到工头那里，请求工头安排哥俩下井挖煤。但工头看杨得志个头太小，不准下井，只让哥哥一个人下井。他们一再求情，工头“才开恩似的让他当了挑脚（挑煤的挑夫）”。挑一担算一担的钱，有没有煤挑，他们不管。哥哥怕杨得志挑煤被别人欺负，主动放弃下井的工作（那时下井每天4角，挑脚每天2角），与弟弟一起干挑脚的营生。从此，他们一家三口人都在安源煤矿当矿工。

    挑脚是一个许多人都不愿意干的活计，劳动强度大又不挣钱。杨得志只能以稚嫩的双肩，挑起一百多斤的煤担子，在煤矿穿来奔去。其艰苦程度，今天实难想象。据杨得志回忆：“穿绸子裤的工头，戴文明帽和白手套的外国人，心比煤还黑。”“手拎着硬木棒子死盯着我们，稍不顺眼，棒子就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天到晚在煤山上爬、在煤车里滚，一身一手一脸墨黑墨黑的像个黑人似的，连吐出的口水都是黑色的。”“工人中生病的很多，工头从来不管不问，还说这是煤矿，不是医院……不干的半分钱也没得！谁生病谁就走，走得越远越好！”煤矿童工的艰苦磨练，使杨得志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参加革命工作，以致戎马一生，都产生了积极而持续的影响。

    当时，党对安源工人运动加强了领导，建立了党组织和工人俱乐部。杨得志和他哥哥杨海堂很愿意听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的演讲，认为讲得很有道理，说到了煤矿工人的心里。他们哥俩参加了罢工，逐渐懂得了工人为什么受苦，决心必须推翻这个“洋人和老板的天堂”，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

    1928年1月，17岁的杨得志与哥哥毅然决然参加了红军，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7师。可惜的是，他哥哥杨海堂在当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后来，杨得志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连年领兵征战，纵马驰骋，挥戈沙场，功勋累累，战绩赫赫，38岁任第19兵团司令员，成为我国著名军事家、革命家；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80—198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