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丁秋生（1913年11月9日—1995年1月4日），是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湾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30年，16岁的丁秋生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鲁南军区八师政委、华东野战军三纵政委、三野22军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北海舰队政委、南京高级步校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那么，丁秋生是怎样从湖南到江西安源，又是怎样走出安源煤矿的呢？有一本书《跟随毛委员出安源》就讲清了这个过程。

     
      丁秋生的童年是在贫穷、饥饿、痛苦泥淖中奋力挣扎、跋涉过来的。在他出生前，父亲便离家远走，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抚养他和哥哥的重担完全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肩上。为了活命，在丁秋生七八岁时，母亲带着全家辗转流落到安源煤矿。母亲给人做佣工，缝补浆洗衣服，打零工。哥哥到炼焦厂做工，1926年参加了北伐军，从此音讯阻隔，下落不明。丁秋生则加入了拣煤渣的队伍中，其所受的打骂、屈辱，一言难尽！

      为了分担母亲的压力，丁秋生10岁刚过，就到贾家冲一个贾姓私人开的小煤窑当小工，13岁进安源煤矿六方井当起了井下童工。当煤矿童工时所受的罪，是丁秋生噩梦一般的记忆。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种苦，今天的青少年是想像不到，更是难以理解的。”

      对于井下劳作的艰难情景，丁秋生描述得十分具体：“童工的主要工作是下井拖煤。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地艰难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小心，身上腿上被煤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资本家规定的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以上的活，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资本家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安全设施极差，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

      而吃住条件更是牛马不如。丁秋生写道：“我们住的是几十人一间的房。睡的是五二层床，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蚊子臭虫咬得整夜都睡不着。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整天似饱非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的……”

      笔者读到这些详尽逼真的文字时，不禁心颤心悸，也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煤矿工人革命性最强、斗争最勇敢；为什么“他们特别能战斗”，最听党的话，一心跟党走。

      最长的黑夜也有天亮时。中共一大之后，党相继派出一批批干部，到安源煤矿宣传党的主张，启发矿工的阶级觉悟，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这给丁秋生等一万多名“炭古佬”带来了希望与光明。

      特别是1930年农历八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来到安源。几千名矿工聚集在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主席台上挂着“打倒资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建立苏维埃”的红布横幅。矿工们精神抖擞，群情沸腾。丁秋生为了看清毛委员，左拐右钻，挤到主席台旁边，索性爬到台侧的一棵大柳树上。毛委员的讲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场面上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

      毛泽东讲，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农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做主人！毛委员号召广大工人参加工农红军。

      正是在这次毛泽东的号召下，丁秋生毅然决然地与伙伴们在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的“扩红点”上报了名。母亲怕有危险，泪流不止，但丁秋生还是跟着红军走了。此后他再也没回过家，直到1944年母亲去世，也没能见上苦命的母亲一面。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由于丁秋生是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响应“扩红”号召，立即直接参军的，所以他的传记书名为《跟随毛委员出安源》。

      走出安源煤矿的丁秋生，这位年仅16岁的少年，在红军这个大熔炉中，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斗年代，不断成长进步，挥戈马上，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中将，再立新功，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