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阅读到《萍矿工人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那时在安源钢铁厂工作，订了这份报纸。我们家住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这份矿报成了我们了解时事与企业发展的窗口，哪怕是老爸带回的矿报被雨水沾湿了，也要烘干看上一遍。

    年少时，特别爱读矿报上面刊登的凡人小事、故事连载。兄弟几个相继长大，家庭生活仍然很拮据，母亲指望我们早日跨入厂矿工作，能穿上那湛蓝的工作服，端上铁饭碗。后来一次浏览矿报头版时，一则萍矿接管在分宜新建的杨桥煤矿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新矿区方兴未艾、煤楼耸立，父母就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满心欢喜，心里猜想着，新矿区肯定需要补充年轻人到生产一线，招工就业不就有机会了么！母亲催促父亲多关心下单位招工的事情，后来凭着这一新闻线索，尽管费了些周折，我的梦想还是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矿报的引导刷新了我的人生旅程。

   在矿上区队工作时，因喜欢摆弄文字，我有幸被推荐担任《萍矿工人报》的通讯员。到后来经报社培训考核，又被“委任”为“特约记者”。从读者到作者，这片园地给了我新的跨越。一晃捧着矿报走读了三十多年，我亦非常珍视“特约记者”这个头衔。虽然它并非职称，但要将这头衔擦亮，需要自己加倍努力去实践中打磨印证。那时矿上发生了新鲜事，身边知道我喜欢动笔的人，总会热心地提供一些新闻线索，多半是希望对某个工作出色的班组或个人，在报纸上美言一番。我当然是尽其所能不让好的新闻素材过时，尽力核实新闻真实性，把握正能量的要素再动笔。那个时候全靠笔写手抄，稿件写好了，上交到矿党委宣传科，由他们尽快托人带到萍矿工人报社。杨桥煤矿离萍乡虽然不到200公里，但若是靠邮寄，时间太长了，新闻便成了不值一提的旧闻。

   在广播、报纸、墙报为宣传主阵地的年代，可留存的报纸更为吃香。从报社到厂矿，对通讯员都有月度发稿的考核指标，如果新闻稿上稿多，所在单位的党务工作考核时也可以加分，所以对宣传报道尤其重视。报社每年还会主办通讯员培训班，由专业人士授课，或点评稿件，集中组织采风活动。大家热情高涨，写稿质量也大有提高，新的作者不继涌现。宣传部门和报社还每年召开总结表彰会，选拔优秀作者外出学习。在这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里熏陶，许多写作出色的通讯员被调到机关部门工作，有的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虽说写作是一门苦差事，但不少人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去伪存真，善于在平凡中捕捉亮点，是我们必须具备的能力。我原来所在的杨桥煤矿，一位在纪委工作的老同志郭基云，为人和善低调，我与他交往后才知道，他是在刘邓大军中入伍的南下干部，因不爱张扬，这段光荣的革命经历不为人所知。我知道后，主动接近他，听他讲述解放战争时期南下贵州和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剿匪、进驻西康、驻守帕米尔高原等许多英雄事迹。他在谈吐时，不时眼含泪花，倒不是为艰苦而伤感，而是为曾经一起战斗先后牺牲的许多战友而悲痛。我觉得非把他光荣的过往报道不可。回到房间端坐台灯下，我认真整理记录，以小标题概述式的记叙完成了第一篇人物专题报道《刘邓大军中的小嘎子》，还专程到局组织部进行核实。发稿时我还要了郭老当年从军时几幅珍贵的照片。报社很快采用了稿件，那年“八一”建军节时刊发在《安源周刊》头版头条，一个值得大力彰扬的典型事迹由此呈现在人们面前。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新闻媒体的认可，我心里如释重负，也许这就是新闻工作的自豪感。

   唱响主旋律，讴歌新时代，记录新变化，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职责。后来我到贵州矿业工作时，离家乡已是远隔千里，每每收到快递来的矿报，如同接到温馨的家书。为了及时反映企业新风貌，我同样经常深入到矿区、车间，从最基层的职工生产生活中，去发掘那些闪光点。记得大林煤矿一对夫妇长年坚守在陡峭的半山腰压风机房，那里与世隔绝，无电视信号，生活物资要从10多公里外的山下挑上来。我了解他们的艰辛后，返回便写成了报道《大山中的坚守》。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曾经采写的新闻如一帧帧发黄的老照片，宛若深秋山涧迎风摇曳的殷红枫叶，洋溢着对根的情意。据说，刘少奇同志亲笔题写的报头只有两个，而《萍矿工人报》便是其中之一，前些年更名为《安源工人报》后，采用的仍是他的字体。名称虽然换了，但我们还是习惯叫“矿报”。哪怕是报社三番五次地搬迁，于我们这些老通讯员来说，不管办公地点转移到哪里，总会去找寻那张飘着油墨香的矿报发出的地方。

  如今，我虽已年近花甲，仍然痴爱在键盘上向矿报倾吐心声，以不负年华、不负矿报的滋养。闲时翻阅曾在矿报刊发的几大本自己文章的剪贴本，我感到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