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已大幅收窄等因素影响之下，应警惕此番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我国经济急速下行的压力，正引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其规模更可与2008年中央主导的“4万亿”相媲美——据报道，近半个月以来，已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各自“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长沙抛出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而有消息称，贵州更将于8月份公布总额高达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应该说，此番地方版“4万亿”的换位轮回，既有短期必然性，又有历史必然性。就短期必然性而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地方政府不仅饱受经济增长的压力，而且在房地产调控对地方财政收入形成大幅收窄之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的压力可谓更大，在这种格局之下，经由今年以来中央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层面的鼓励，地方政府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投资冲动。

　　就历史必然性而言，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在GDP至上的政绩显规则、以及扩大投资更便于利益输送的私利潜规则之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未主动消退过，只不过更多时候被宏观调控所抑制，而一旦经济不景气造成中央“稳增长”的诉求，地方政府即会加大迎合力度，过量、过度的投资冲动更会因此产生。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已大幅收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背后的显潜规则、以及无法根除的本位主义之下，应警惕此番换位轮回的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与2008年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比，其时基础设施等方面尚存一定的现实投资空间，而之于当下而言，这种投资空间已经大幅收窄，亦即是说，此类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幅降低。

　　其次，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番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其各自投资进度虽可能便于加快，但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

　　再次，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比，此番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将存在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较高等不利因素。

　　之于当下而言，在出口、内需短期难振之下，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从而达到经济维稳的目的，显然具有一定的阶段合理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对之过于放任，不仅需要对此番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冲动，进行总量控制，避免整体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还需要对具体投资项目，进行甄别核实，防止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现象卷土重来；更需要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加快行政职能转变等制度创新，真正激发民间资本的自主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