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生活在萍乡郊外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光着脚板，背着布兜书包，虽然出身贫贱，也很关心时事。报刊上郭老所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就记忆犹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读书的时光在漫不经心中流逝，每到春耕或夏收“双抢”季节，与村里同龄的孩子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跟在大人后面插秧，就是自个儿沿着田埂锄草，或是顶着夏天的烈日用独轮车推着脱了谷粒的稻草去河滩上晾晒。与其说是锻炼，还不如说为了挣工分增口粮。

　　生产队规定，实行工分带粮。成年男劳力非包工10分一天，包工活另有定额，妇女一律为副劳力，最多也不过7分一天。那  时父亲扛着工人老大哥的金字招牌远在他乡工作，其实每月不过45元。兄弟四人排行老大的我，当然明白  “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这一道理，因家里没有主劳力，老爸寄回的工资大半要交到生产队买口粮。我只要能拿下的农活，便拼命去干，往母亲工分薄上积攒工分，以增加家中的收入。农闲时，还早晚兼顾放牧队里的耕牛，一边让水牛啃草，一边浏览该背诵和温习的课文。

　　在这个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小山村，单凭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耕耘，一年下来，10分一天一个劳动日还不值六毛钱。上半年青黄不接，吃肉、穿新衣裳，几乎是梦里都奢望的事。母亲天天端着盛满干巴巴盐菜的粗花大碗叹息：这何日是个头啊！正当大多与母亲一样的人在贫困中感叹时，生产大队的广播里播送革命样板戏不再那么疯了，继而是北京的声音：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民以食为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一时不明白层建筑的言论将意味着改变农村的面貌。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生产队瓦棚里就很少听到生产队长对贫下中农的训示了。农村要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消息如寒冬里一缕春风在山里山外吹开了，这是广播里党中央发出的声音啊！社员们议论纷纷，年长的忧虑不解，年青的急躁难耐，年少的茫然细问。但大伙儿笑哈哈地坚信小平同志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一年以后，区里、公社派来工作组带着上级文件进驻生产队，讲政策、讲方法、算细账、谈前景，迷茫的村民不再忧郁彷徨，农田很快丈量，按远近、肥瘦分到各家各户。由社员变为村民的农民再也不必担心扩大栽种、发展养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各显神通，精心耕种，只是做多做少再也用不着工帐员记工分了。这年春节还没到，家里宰了头肥猪烘焙腊肉，母亲提前预约裁缝师傅，准备了布料给我们兄弟每人做套新衣服，我看到了青丝染霜的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欢笑，或许正是由于不必为了挣工分而忙碌的原因吧。

　　在煤矿工作远离家乡多年了，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镌刻着父老乡亲曾经的贫困与艰辛，也托起了我向往外面世界的梦寐，常回忆起远去岁月中的工分薄，检索出走进新时代巨变的脉络。母亲最近电话告诉我，家里三层楼房已装修一新，也不需交“皇粮”了，种庄稼国家还给补贴。门前的泥沙路已修成水泥马路，还通了环城公交车。不等明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我得提前回乡下去看看。